我们从未觉醒：身份政治时代的阶级失语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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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or: Le Flaneur
对于精英进步派在身份政治议题上的实践，我的感受一直是分裂的。一方面，我完全认同其倡导的价值核心——无论是性别平等、种族正义还是性少数权益；但另一方面，其推行的具体议程和话语体系，却总让我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不适。
他们推动的政策——从affirmative action到DEI倡议——确实在某些层面上帮助了女性、少数族裔和LGBTQ+群体，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真正的受益者往往是这些群体中已经享有特权的阶层，例如 白人女性、中产少数族裔、富裕的酷儿精英 。
并且，这些精英恰恰最擅长操纵进步主义的“黑话”，将社会正义话语转化为个人晋升的资本。比如，一位出身富裕的少数族裔学生可以聘请昂贵的大学申请顾问，精心打造“战胜系统性歧视的励志叙事”，以此在名校竞争中占据道德高地；而真正受困于结构性不公的底层少数族裔，却往往被这套话语排除在外。
这些看似“正义”的努力背后，潜藏着精英的自我再生产，以及一种对社会结构性问题的掩盖。我能直觉地感受到其中的虚伪与矛盾，却始终难以清晰地表达。直到读完Musa al-Gharbi的《We Have Never Been Woke》，我才终于找到那个精准的诊断： 脱离阶级批判的身份政治，是一种极易被精英劫持、用来服务自身利益的伪进步话语 。
Al-Gharbi的诊断：符号资本家的文化矛盾¶
Al-Gharbi指出一个核心悖论： 在文化层面，当代社会前所未有地追求平等；但在物质层面，贫富差距却愈加扩大 。这种表面与现实的背离，正是觉醒主义（wokeness）的根本困境。
为解释这一悖论，他提出了“我们从未真正觉醒（We Have Never Been Woke）”的核心论点。在他看来，所谓的“觉醒主义”并不是一套连贯的社会正义理念，而是一种服务于新兴精英阶层利益的文化姿态。作者将这些人定义为“符号资本家（symbolic capitalists）”。
这一概念借鉴并改造了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符号资本（symbolic capital）”理论。作者指出，文化、教育、社会关系等一旦获得广泛承认，就能转化为社会地位与话语权。符号资本家并不依赖体力劳动谋生，而是靠操控语言、塑造价值取向获取影响力。 他们高举平等大旗，却是当下不平等格局的主要受益者 。
这些符号资本家，正是“觉醒主义”的主要信奉者和推广者。然而，他们的信仰充满了无法调和的矛盾。
他们声讨不平等，但自身恰恰是社会不平等的最大受益者。他们并非“99%”的大众，而是控制着社会大部分财富、并从低薪服务业的剥削中获益的顶层20%。
他们热衷于语言规训，比如推广“Latinx”这种连大多数拉美裔都不认同的称呼，这反映出他们更关心符号姿态，而非群体的真实意愿。
他们通过“土地承认（land acknowledgment）”等方式进行表演性的忏悔，却不愿做出任何实质性的物质牺牲。他们口头上支持移民，实际上却主要将移民视为廉价家政服务的来源。
他们高举多元化的大旗，自己却生活和社交于同质化的富人区。讽刺的是，由符号资本家主导的城市地区，恰恰是美国最不平等、种族隔离最严重的地区。
Al-Gharbi指出，“觉醒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其最终功能是 掩盖不平等的真实物质根源 。通过将所有社会问题都框定在身份（种族、性别）的范畴内，它成功地将公众的注意力从阶级这一核心问题上移开，巧妙地遮蔽了符号资本家自身的特权和剥削地位。
为什么是身份政治，而不是阶级斗争？¶
Al-Gharbi的诊断精准地描述了症状，但更深的问题是：为什么在美国，身份政治成了主流，而阶级斗争却被边缘化？这并不是偶然，而是历史、结构和意识形态共同作用的结果。
左派的转向与工会的崩塌¶
20世纪中后期，美国左翼经历了一次关键的转型。老左派以工人、工会和阶级斗争为核心，新左派则将重心转向种族、性别、性取向等文化议题，批判经济决定论，关注身份认同。
这场转向背后一个决定性因素，是工会的崩塌。工会的瓦解，不只是削弱了工人讨价还价的能力，更 瓦解了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认同 。工会曾是许多普通人接触政治、组织动员的主要场所，一旦失去这个支点，“阶级”也就从公共话语中消失了。
美国劳工领袖、女权主义活动家Dolores Huerta高举写着“Huelga（罢工）”的牌子（图源：Harvey Wilson Richards）
从经济批判到文化姿态¶
思想层面，这场转向也有理论基础。法兰克福学派在上世纪批判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中心论，强调文化工业在维持资本主义秩序中的作用。在他们看来，文化不是解放工具，而是规训工具——它通过娱乐、消费和道德话语制造服从。
这一理论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左翼思想。Al-Gharbi笔下的“觉醒主义”，正是文化工业的最新产品。它制造了一套易于消费的道德姿态和政治参与的幻觉，却巧妙地绕开了对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的任何实质性质疑。它让人觉得自己“在参与”、“有立场”，却避免触碰最核心的问题： 谁掌控财富？谁控制生产？谁被剥削？
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哈贝马斯（图源：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
在美国，“阶级”为何成为烫嘴的词？¶
在美国，“阶级”一词尤其“烫嘴”，这并非简单的文化禁忌，而是其资本主义稳定性的基石。
美国没有封建传统，强调个人奋斗和“美国梦”，塑造了一种“人人都是中产”的幻觉。二战后的繁荣时期，汽车、郊区住宅、冰箱和电视机让这一幻觉变得具体可信。在这种消费主义文化中，人们用购物来定义自己，而不是用劳动或收入。
消费身份（consumer identity）逐渐取代了阶级身份（class identity） ，成为人们自我认同的首要标志。
结果就是，种族、性别、性取向这些身份标签可以公开谈论，甚至成为进步议题；但“阶级”却成了无法启齿的禁忌。你可以说“白人特权”，可以说“男性凝视”，但不能太大声地质疑资本主义本身，也不能公开讨论财富和权力的再分配。
一个无法清晰言说“阶级”的政治文化，自然也无法有效挑战以阶级为基础的经济制度。
这正是觉醒主义最有效的功能：它制造激进的语言，掩盖温顺的现实。它让人感觉在斗争，实则让斗争变得无害。
觉醒资本主义：精英的安全阀¶
当政治能量从阶级斗争转向身份政治，资本主义不仅毫发无损，反而找到了新的生存与获利方式——“觉醒资本主义（Woke Capitalism）”。
摩根大通CEO Jamie Dimon曾坦言，他尊重员工的多元化是为了“赢得市场”。这句话道出了本质：身份包容成了企业竞争的手段，而不是真正的平等承诺。
耐克可以一边打出支持种族平权的广告，一边靠血汗工厂压榨工人；华尔街投行一边大谈多元化，一边为化石能源产业输血。他们之所以能轻松应对“社会正义”的呼声，是因为那些呼声大多停留在象征层面（比如代表性、语言规范），而非真正挑战不平等的物质结构（比如 财富再分配、劳工权利 ）。
企业只需以极低的代价满足这些象征性要求，就能塑造进步形象、收获公众好感，同时避免触碰利润核心。
于是，一个分工明确的共生系统诞生了：大学、媒体、非营利组织中的符号资本家负责生产“社会正义”的话语；企业则有选择地采纳这些话语，通过DEI和品牌营销吸引人才、稳固声誉，并中和外界批评。
符号资本家换来文化权威和社会地位；经济资本家则守住了财富和权力。表面上他们分属两个世界，实际上却心照不宣地合作，共同维护精英秩序和结构性不平等。
《We Have Never Been Woke》揭开了“进步（progressive）”话语背后的结构性伪善，强迫我们去面对这些令人不适的问题： 是谁在害怕阶级话题？ 是谁在享受身份政治带来的道德红利，却对贫富差距视若无睹？是谁在社交媒体上表演“觉醒”，却对劳工权益保持沉默？
真正的觉醒不在于我们喊出多少正确的口号，而在于我们是否愿意直面一个更棘手的问题：在种族、性别、性取向这些“相对安全”的议题之外，我们敢不敢谈论阶级？敢不敢挑战那个让精英进步派和保守资本家都能安然无恙的体系？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无论我们如何自我标榜“觉醒”，我们都从未真正醒来。
图源：Bettman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