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中的疯癫

对疯癫人的暴力

上一篇写得太容易被误解，这里扩写一下。

如何是疾病

首先审视一下疾病的概念。

身体，精神，思想

感冒、癌症、意外事故截肢，激素失调的躁狂、惊恐症、受害妄想症、脑损伤的癫痫，存在主义危机导致的长期悲观消极、现代大学生群体常见的价值缺失导致的“空心病”、穷途之哭的阮籍或者抱着马的尼采、甚至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基里洛夫的躁狂和自杀倾向、或者梅诗金公爵在宴会上的昏厥，这些是不同的情景。

如若想象一个向度，显然的生理性病症，感冒药、消炎药、肿瘤切除手术，这是对外在身体的介入，在一端；接着走向类似安定、安眠药，乃至各类抗抑郁抗焦虑治疗躯体化的药物，便开始影响人的精神思考；如果对某人的思想、信仰动手，禁止某些思想，那大概就到另一端了。
可是这个向度的划分是如此的模糊：笛卡尔提出心物二分，又认为松果体是交界之处；现代医学认为海马体与记忆功能息息相关，各类神经递质影响精神；复杂性理论认为神经网络充分复杂故而可能涌现出意识；罗杰·彭罗斯认为大脑意识的产生“几乎一定是量子的”（这里推荐他的书《皇帝新脑》）；梅洛-庞蒂的哲学声称身体是人在世界中的存在方式。
于是不由得再次发问：人的自由意志在何处？使人之为人、我之为我的那个关键又在何处？与身高体重、四肢是否健全、有何疾病相比，在我看来我的认知、记忆、价值判断、思想是更重要的部分。因此，在判断精神疾病及治疗时，更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险要之处。

尺度及科学质疑

精神或思想的界限已经不明确，而正常与不正常的划分同样如此。
例如，躁狂乃至伤人伤己自然是不正常，长期抑郁没有动力就不再是正常的抑郁情绪，轻微的强迫行为、追求卫生干净等似乎不是什么大问题。左撇子似乎少见但当然是正常现象没有纠正的必要，内向也是常见的性格。
果真如此吗？过去LGBTQ是明确的精神问题，社交恐惧症、广场恐惧症也会影响日常生活，即使没有必要但强迫左撇子用右手写字并不少见，《月亮与六便士》的原型高更跑去大溪地，是正常的吗？过去曾认为歇斯底里是女性有特有的精神问题，现在又被否认。在不同时期不同范围，正常、不正常乃至疾病，界限如此地不清晰。

Larry Laudan的悲观归纳论证指出，历史上的科学结论（即使以科学方法得出）几乎都被后来的科学理论否定；同样的，当下所笃信的结论，也许在未来也会被发现错误。陷入怀疑主义进而反对一切科学自然是不可取，但也应当对知识、真理保有一些谨慎怀疑的态度。
不容置疑的知识，往往是暴力的开始。

治疗

在疾病概念尚且有争议之时，治疗自然也有值得辨析之处。

医疗的目的

除了身体-思想的向度，或者对正常-非正常尺度的分析，同时也要考虑对所谓疾病评判标准的其他向度，或者说考虑医疗目的的向度。

容易想到且被认同的首要目的，医疗是为了个人健康。当某人抑郁躯体化乃至无法行动，这确实是其不健康的体现；然而倘若对其他人没有负面影响，且没有主动求援，作为外界的无关人士，无论家庭、朋友乃至社会、国家，当真有权力越过个人的自由，强行施加医疗治疗吗？（注意，我在此处没有结论只有提问）
另一方面，如果个人症状影响他人（例如躁狂），或者影响社会安定，这时候从各种公序良俗角度而言，都应该控制其行为。然而，此时冠以医疗之名，声称为了你的健康，这当真没有伪善的成分吗？
我承认在我个人的成长经历而言，外部（强制）的医疗手段都使我反感。例如学校这样的（福柯口中的）监狱，导员或学校关心学生心理健康的动机，其伪善的成分，简单且粗暴地概括就是“人别死我学校里”。
后续在医院中，又体会到另一种奇妙的情景：医生倾向于不去共情患者的心理，相反会选择保护自己。诚然在操作执行上堪称高效，甚至在道德上也无可指摘，然而作为患者多少感到一些悲伤。
除此之外，还有更富争议的情景，例如雷电法王杨永信。医方既不共情，也不公正，大概为钱财与名声；家长大概为了强迫子女按自己意愿成长。于是便可以以暴力手段残害他人，甚至可以免于惩罚。

暴力的实行需要权力。这就是福柯的登场的位置。

Note

这部分理论我不熟悉，所以仅尝试概括，或者作为引子。（推荐《疯癫与文明》）
权力通过话语实行，通过规定正常与非正常，拒斥非理性，甚至所谓理性也只是只是特定环境下被认可的理性。接着以此为理由对人进行改造，断绝少数人的生存权力。所谓正常，其标准并非道德也对人性毫无尊重，而是出于规范、社会关系和理性。
不仅如此，这种通过话语建构的权力体系，比起直接明显的明令禁止的权力和物理暴力，更加难以放抗，甚至不被意识到需要反抗。

Important

对于危害社会或妨碍他人的行为，我支持对其控制甚至强制治疗，但仅仅从公众利益和社会契约的角度上支持。这种强制治疗在公共道德上没有错误，但也绝不是对患者在道德上的正确。
出于功利主义/功效主义的行为，不要打着人道主义治疗的幌子。

人是生产资料

在医院之外，还有更大的监狱。

马克·费舍尔在《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中指出，抑郁的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对资本异化的反抗。症状和解决症状，表面上看起来是为了人的健康，然而在事实上也许只是因为健康人可以工作。人成为一种生产资料，被固定为社会生产的一部分，而被剥夺个人主体性。在《工作、消费主义与新穷人》中，工作道德的概念也成为一种强迫人工作的手段。拒斥穷人、拒斥不奉献者，与拒斥非正常人的结构是相似的。

那么，倘若精神障碍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处境，而造成这样处境的结构给出的方案仅仅是治疗其症状，迫使病人成为无害的健康人，即使结果表面上看上去圆满（被治愈），这样的手段当真可取吗？

自由与尊严

上述情形，是世界面对处于其中的人，是医学认识、社会实践的内容。另一方面，也要分析面对这个世界的人自身，人的思想、自由与尊严。或者说，世界能对我、或正在对我做什么，以及我能够、或者应该如何处于世界中。
抛去社会结构或历史文化，人类的尊严的体现，也许在于自由意志，在于对本能和欲望的反抗。

人是机器

在16-18世纪西方理性主义盛行，且牛顿力学取得前所未有的影响力，机械主义大行其道，于是产生了拉·梅特里的作品《人是机器》。
机械决定论在诞生之初便伴随着批评，如果没有自由意志，那么甚至道德也无处依存。人类有思想而机械没有，这是长久以来保护人类自身的护城河。
然而精神科学、医学不断发展至今，人类的精神思想似乎逐被还原为生理活动，这也许是机械决定论的新形式。症状有对应的生理基础，未知的患者曲于知识和科技的权威之下，被当成机器摆弄。
如今悲伤的“心痛”也找到生理依据，但即使如此，难道止痛药就是解答吗？即使举杯消愁，也是自由选择自己的去向，选择我所了解的有认识的世界。

悲观的是，即使渴望留有人类尊严，或者享有万物之灵这样独一无二的高等地位，也许人确实是机器，而自由意志只是幻觉。

Note

量子力学的概率解释引入随机性，但在哲学上来看和伊壁鸠鲁在德谟克里特的原子论中引入偏斜似乎并无明显不同。更何况“有固定概率发生某事”和“某事必然发生”，只是决定的不同形式罢了。
涌现理论也许是另一个自由意志存在的保障。
另外，诺顿穹顶似乎说明，甚至牛顿力学这样十分“机械”的理论，实际上并不是决定论的。

非理性的正当性

当某种道理被当作理所当然，并且成为规则，当这样的规则如此的不容置疑时，恰恰应当警惕在这样根本性的问题上是否犯错：不容批判的、无法批判的，正式需要批判的。
“身体健康是第一要素”，就是这样一个不容批判的信念。不妨先想一想这些情景：保家卫国的战士，年老体弱、浑身插管想要安乐死的病人，为理想而呕心沥血、起早贪黑的工作。某些时候我们确实容许牺牲健康乃至牺牲生命，继续活着并不是当下活着的第一要义。不抽烟不喝酒不纵欲不暴饮暴食没有不良爱好，也许可以长寿，但是这种生活，活那么久干嘛？
进一步讲，快乐、幸福，也不是活着的第一要义。甚至这让我很困惑，为什么人们追求一个幸福快乐的生活，为什么反对悲伤消极的情绪？

你们为什么这么坚定，这么郑重其事地相信，只有正常和积极的东西——总之，只有幸福才对人有利呢？对于什么有利什么不利，理智不会弄错吗？要知道，也许，人喜欢的不仅是幸福呢？也许，他也同样喜欢苦难呢？也许，受苦与幸福对他同样有利呢？有时候一个人会非常喜欢苦难，喜欢极了，而且这是事实。这事用不着到世界通史中查证；问你们自己就行了，只要你们是人，而且多少活过一把年纪就成。
《地下室手记》

日神精神主导太久，酒神精神大概已无容身之处。
可是不健康的身体，不快乐的生活，非理性的思想，是有正当性的。

尾声

后续补充的参考材料或其他思考材料。

• 电影《飞越疯人院》
• 《疯癫与文明》
• 《规训与惩罚》

再来个后现代自我指涉弱智吧风格笑话：

怀疑自己有疑病症，是疑病症吗